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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神的涵养与话语体系建构
中国精神是区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文化标识和精神符号，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汇流，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中国精神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稳定性和开放性的统一等特征，是中国道路的精神指引。在基于现实逻辑和把握现代观念的基础上，建构表征当代中国精神的范畴体系和话语方式，是研究和宣传中国精神的内在要求。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中国精神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是指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旗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对于深入把握和研究阐释中国精神，对于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何谓“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神”，主要指精灵之气及其变化、人的神情意志，或者相对于形骸而言的人的精气和元神。在现代汉语中，“精神”主要指人的思维意识、心理状态、内在世界的活力，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人的意识活动及其内容和成果的总称。此外，人们还经常使用“精神”概念表达“精髓、要义”内涵。在西方精神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那里，作为绝对的实体、认识的运动、自然的真理性和理念的真正现实、主观东西和客观东西的统一，“精神”具有观念性、自为性、活动性和过程性等特征。纵观上述关于“精神”的各种概念阐释，我们认为可以从形而下维度和形而上维度来把握和理解“精神”：前者相当于人的“主观”“意识”“内心”，后者则突显了具有超越性的“灵性”“悟性”“神性”等特征。何谓“中国精神”？中国何以成其为中国，除了一些表层的因素，如土地、资源、人口、历史等因素之外，深层次的灵魂性支柱在于具有很强的中国精神。中国精神是区分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化标识和精神符号。总体而言，作为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汇流，中国精神是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积淀和凝聚下来的中国人民精神生活状态的正向的积极精神成果，具有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稳定性和开放性的统一等特征。
在2013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国精神与中国梦联系起来，第一次提出并阐释了“中国精神”这个概念：“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这里，习近平总书记既指明了提出中国精神的时代背景，即“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也说明了中国精神的重大价值，即“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更重要的是，他从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维度鲜明地提炼了中国精神的主要内涵，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提出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而不是全部；改革创新是时代精神的核心，也不是全部。完整准确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精神的内涵界定，需要进一步把握和提炼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积极成果。同时，在不同的时代中国精神有不同的呈现形态，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如何涵养中国精神？如同一个人的生存与发展不能没有精神家园一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需要拥有自己的精神家园。作为一种隐形的内在精神气质，中国精神渗透于方方面面，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发挥着润物无声的作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精神格局和精神谱系，是构筑和涵养新时代中国精神的源头活水。在悠久的历史文明中，中国人民逐渐汇聚出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和伟大梦想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四个伟大精神”，积淀于中华文明的基因中，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脉里，并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融入中华儿女的心灵秩序和精神境界之中，构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谱系。从中国人民中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进一步绘就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如革命时期的红船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建设时期的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改革过程中的改革开放精神，今天的伟大斗争精神、自我革命精神等。这些精神是我们党在不同时期的精神风貌和精神形象的典型，是面临一定的困境而又勇于进取、敢于追求理想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的凝练。中国精神是历史延续性和历史创造性的辩证统一。今后，需要进一步优化制度结构和整合文化生态，为中国精神涵养奠定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还需要继续在坚持文化主体性自觉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容纳现代西方精神文明成果，进而在实践发展和时代变化的过程中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精神境界，持续涵养、锤炼和滋润中国精神。
中国道路是中国奇迹的根本原因，中国精神是中国道路的精神指引和精神标识。面向当代中国的现实逻辑，关注思想观念的重组与历史演化，汲取既有理论资源、研究方法并借助思想碰撞的力量，建构表征当代中国精神的话语体系，是研究和宣传中国精神的内在要求。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构建表征当代中国精神的话语体系，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
第一，把握从根本上制约和影响当代中国精神的现实逻辑。这一逻辑主要是从结构转型到整体升级的现实逻辑。现代化过程首要是结构转型过程。这种转型，是从1978年真正开始的。当然，这一转型也有其历史基础：既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也发端于1840年以来中国追寻现代化的足迹，还来源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智慧积淀。结构转型是把握当代中国发展现实逻辑的逻辑起点。作为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诸多结构性要素的变化、重组和转化的体现及其概括，结构转型在内容上既包括经济领域的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的要素结构、投资结构、资源配置结构的转型，也包括政治领域的权力结构转型，还包括文化领域的文化结构转型。推进结构转型，需要实行领域分离，即政企相对分开、政社相对分开，随之出现力量转移。今天，我国的市场力量、社会力量相对增大，就是这种力量转移的写照。市场力量、社会力量的增大带来了财富生产，随之而来的就是财富分配。分配背后的实质是利益，分配之必然展开的逻辑，是利益博弈。当前，我们正处在利益博弈期。思想的背后是利益，利益往往是用思想表达的，利益多样化必然带来思想多样化，为解决一定程度上出现的思想分化问题，首先要整合共识。
要达成思想共识，进而凝聚力量推动整体性发展，需要重建和营造与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能够良性互动的文化生态。在当代中国，作为民族性象征的中华传统文化，“西学东渐”以来逐步传入的西方文化，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开始成为党和国家层面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构成当代中国人现实生活世界中的主要文化氛围。在这三大文化传统对话、交流和融合的基础上，积淀出能够应对中国式现代性问题的文化优势和中国智慧，成为建构文化中国的时代使命。上述这些，正在引起当今中国社会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这就是整体升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发生的是以力量转移、利益博弈等为推动力的整体升级。这种整体升级，正在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人的生存方式、外交方略等全方位展开。推进当代中国发展的整体升级，现代治理能力是关键。由此，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现代治理的主要手段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其首要目的是整合共识，顺利推进当代中国整体升级，以建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良性秩序，如提出的公平正义、建设法治中国、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现代治理、建构秩序的根本目标就是民族复兴。从“结构转型”演进到“财富生产”，涉及的核心是人和物的关系；从“财富分配”到“思想分化”，涉及的核心是人和人的关系；“整合共识”，涉及的核心是人与自身精神世界的关系；从“整体升级”到“民族复兴”，涉及的核心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正确处理国家、市场、社会、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第二，深入把握受现实逻辑影响的观念。与思想相比，观念具有更加明确的价值取向和行动方向。观念和话语体系的关系明确简单。人们可以凭借若干有内在联系的观念建立社会化的意识形态。观念和社会行动的关系也比思想更直接，观念往往是针对具体事件或活动的。
作为一个后起的现代化国家，中国在接受西方现代观念时，直接用音译作为新名词的数量相当少，大多数是把中国文化中原有的词汇注入新意义以表达外来观念，这种现象可以称为旧词新意。话语体系上的旧词新意，一定程度上承载着旧邦新命的历史使命。当今中国人理解和使用的一些文化观念的形成，在近代中国基本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中叶后的洋务运动时期，用中国原有的文化观念对西方现代观念的意义进行有选择性地吸收，和传统文化观念容易适应的能够很快引入进来并被接受，而没有意义重叠之处的西方观念则大多遭到拒斥；甲午战争后到新文化运动前，中国人以最开放的心态接受西方的现代观念，引入了大量传统文化中没有的新观念；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人开始对所有外来观念进行消化和整合，在重构中形成了中国式的现代观念，并在这些观念基础上，建构了现代中国主要的意识形态。新文化运动后期，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念逐渐开始较为系统地传入中国。经过中国现代常识理性的识别和验证，并经受了现代中国人情感上的感受和体会，西方现代观念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念逐渐融入中国文化观念的深层结构之中。
第三，在基于现实逻辑和把握现代观念的基础上，建构表征当代中国精神的范畴体系和话语方式。语言可谓思想的运算符号。思想的传播、精神的弘扬，都离不开一定的语言载体和话语方式。随着历史和时代的发展，一些原有的范畴体系、解释框架和话语方式已逐渐不能适应新的要求。中国问题的历史演进也要求寻求新的范畴体系与理论框架进行分析和解释。基于当代中国的现实逻辑和中国问题，以及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状态和精神文化状况，在借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西方文化与坚守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基础上，我国思想理论界主要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市场逻辑与资本逻辑、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人文精神与后现代主义、全球化与后殖民主义等诸多问题，进行了一系列错综复杂又相互关联的深入讨论。这些讨论激发了思想的力量，为以理论或思想的形式把握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然而，从范畴体系和话语方式来看，这些讨论很少产生出具有重大影响的中国范畴和中国话语，大多还是在使用西方的、中国传统的、经典文本中的、教科书中的概念、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精神话语体系，还需要长期努力。依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及其方法论要求，我们需要重新建构能够解释结构转型时期的中国问题及其发展趋势的理论体系。范畴体系无疑是建构符合和适应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和当代中国的精神文化状况的中国理论的基点。首先，要把握当代中国的精神文化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处于全球化时代的外生后发型现代化发展中国家，集前现代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因素于一身，这些因素在当代中国同时共存且具有时空压缩特征。它既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要在反思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基础上建构现代性，更要坚守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内容的价值取向，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这三大文化传统构筑着当代中国的文化生态。其次，要坚持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辩证方法。表征当代中国精神的话语体系，应该与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精神生活相统一。再次，要注重理念提升。这里所谓的理念提升，主要是指抓住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精神生活出现的问题及其本质，提炼出核心的解释性概念或思想。最后，要把握话语之间的逻辑。建构表征当代中国精神的话语体系，必须注意概括和提升出来的相应观念或话语之间的逻辑联系，这是形成中国精神话语体系的基本要求。